作为中国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，一生经历至为坎坷，晚年他默默离世，其同为早期革命家的夫人刘英保存下来了他的大量手稿，以为党的工作继续作出更多贡献。

对于张闻天过往的一些事情，刘英曾在记者亲往拜访的多次访录中有详细的回述，其中也包括张闻天在中共“八大”之前，被决定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，以及“八大”期间中央政治局委员由13位替换增补为17位的内情。

其实，纵观张闻天从遵义会议到后来的系列路程，“八大”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点，而刘英的回忆不过是为后人诠释了其中的某些疑问。

“遵义会议”后的张闻天

1935年的“遵义会议”，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道路“由黑暗悬崖转向光明大道”的重要转折性会议。这次会议既挽救了红军，也挽救了党的方向。

也是在这次会议上，张闻天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坚持的方向路线上，对错误军事路线指出并提出改正。这次会议后，由大家推选张闻天成为党的总书记，而毛泽东负责军事领导工作。

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刘英与张闻天的革命爱情瓜熟蒂落，水到渠成，在毛泽东等人的撮合下，刘英嫁给了正处在一生革命事业最顶峰的张闻天。

张闻天在20岁出头时曾分别赴日本和美国进行学习，后又被党内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，专门在红色教授学院里研究马列，吸收外国经验，并在学院中任助教，做翻译等工作。

因此，他的早期思想理论基础极其扎实，加上后期的革命经历，将他塑造为一个看问题十分透彻，往往能直指工作利害之人。

张闻天外表文质彬彬，温和有礼，因马列主义思想学得十分透彻，文笔为周恩来等人多次夸赞，周恩来曾多次自我“谦虚”地说：

洛甫（张闻天）的马列著作之思想学问透彻程度在我之上，我个人需要向他学习。

到了上世纪40年代初，党内以延安为根据地，开展“延安整风运动”，这是在党内肃清不良、怠惰、消极思想，重整革命高风、亮风、新风的必须型运动，从这一时期开始，张闻天的工作中心逐渐有所转移。

至1945年在延安召开“七大”会议以后，张闻天在党内仍为政治委员，但工作改为负责中央材料室，领导的下属约为5人左右。

工作上的变动，是党内因革命之需要而变动，张闻天一如既往，仍旧注重材料的收集与宣发，并竭尽全力扩大党的影响力，为革命胜利来回奔走，并不以自己只是一个“高阁文职”为意。

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为继续解放东北，人民解放军作出了艰苦卓绝之斗争，之后，张闻天有一段时间再受委派到东北工作。

相比之前做材料室的工作，这时的宣传及领导工作更能发挥张闻天的才能，也因此，他做得非常出色，很快，于新中国建立后不久，应苏共方面邀请，毛主席决定派张闻天前往再做外交工作。

一开始，张闻天说：

我写文章可以，做思想工作也可以，但是搞外交没什么经验。

毛主席对他说：

别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有句话你肯定也听过，苏联人说“不说话是金，少说话是银”，搞外交就是少说话，谨慎说话，剩下的，你就记得多请示、常汇报就可以。

因为在东北的时候，张闻天的任职相当于是现在地区地委的省委书记，而刘英任职常委以及组织部长，直到这时张闻天也仍然是政治局委员，所以当他出任外交大使还有副部长时，包括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媒体都有“惊讶”：

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特例。

这样的职、级不相寻常的例子，其实到现在也很少出现，而且在当时，因为中国与苏联的关系，毛主席的考虑有更深层的含义。但张闻天这边，也有压力，比如受到一些来自某些国外势力的“歧视”。

在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事需要牵头，内有种种制度、习惯需要重整建立之考虑，外有各方敌人的不良窥视觊觎，毛主席和张闻天等人是早期一起在延安成长起来的，他曾和张闻天谈过，也十分了解张闻天，张闻天就对毛主席表态：

行，派我做什么工作都行，我是老革命，很多事我也有经验。

其实这也是两人的默契，有很多事不用说。而早在延安的时候，毛主席也对王震评价过张闻天的为人做事：

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，他往往在必要的时候顾全大局。

而张闻天当时听到这样的话，很是高兴：

这个评价很符合我这个人。

所以后来刘英回忆：

到了“八大”召开之前，政治局在开会决定让张闻天从此前的政治局委员降为候补委员时，和张闻天是商量过的。

当时组织的决定是，要按比例增加几个人，比如林彪、刘伯承等，这些是军队方面的，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的，总之，考虑去掉现在的两个政治局委员，其中就包括张闻天。

张闻天在“八大”召开前，与妻子刘英的交谈中说到这件事，他说：

跟我商量，我说我没有意见，就这样吧。但有人表示谦虚，说“最好不让我做候补委员，让给其他的同志”。我当时就是这么想，已经决定了，该咋就咋，推这个或者要别的都没必要，服从就是，所以我就没说谦虚的话。

也就是说，党的这次关于张闻天等人的政治局委员的替换决定，是出于“要增加一些军队方面及其他方面的人”的大局上的考虑。

而反观所有从遵义会议以后的党内会议，其实1956年的“八大”会议是空前绝后的一次会议，它的盛大不只是从前未有的规模，主要还在于它的意义：

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开始走向成熟，更影响着未来百年的整个中国发展方向大计。

这时候选择的党内领导人，从后来看，都具有了划时代的深刻意义。

“八大”是空前绝后的会议

回看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及建国历史，每一个十年都是付出了无数革命领导人心血的十年。

从1925年的革命萌芽到1935年的组织固定，是最初的整合时期。

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45年召开的集合有121万党员的 “七大”，是成熟时期，这一时期也奠定了建国之初大部分党内领导人的地位。

而从1945年到1955年，则是迅速发展的时期，这一时期是所谓“打江山后坐江山”的定位时期，因此对于党内领导人来说，不仅诸事繁多，且更有不同于革命时期的艰难之处。

在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内组织，实际控制下的国内地区是以华北和西北等为主，抗日战争虽已胜利，但东北还没解放，而且此时国民党仍处处在压制共产党，并在之后发起解放战争。

到了1950年，抗美援朝战争又打响，所以虽然国内诸项大事已定，但人民生活等问题更需放在首要位置，党的重新做报告、确定领导地位、各类计划等都需要在这个原则之后做调整。

党内欲于1952年提上日程的“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”，一直因“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、机构调整问题、统购统销问题、朝鲜战争停战谈判”等一再推后，这一推，又到了1955年。

直至1955年5月12日，中央政治局才通过了党内草拟的“八大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。

而这时的准备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，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最意气风发的时候，这意味着中国这艘“巨轮”的转向，更受到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。

从1955年5月到1956年9月，“八大”的召开光是准备工作就用去了一年零4个月，这一次召开，会有近1100万的中共党员以不同形式参加，比11年前增加了近9倍。

不仅会议的规模空前绝后，同时，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成长为领导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、已巩固所在政权的大型政党。

会议的召开，对领导人的调动和国策的制定，会决定中国大陆未来的关键发展，更会影响台湾、香港、澳门以及国际上的种种关系。

“八大”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是由刘少奇等7位国家重要领导人组成的。

首先在1955年12月15日，“八大”政治报告由刘少奇批示后，再印送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德、陈云、彭真等人。

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56年9月15日于北京正式召开，它最终以高度民主的投票模式，建立了最佳的中央领导集体。

“民主化、德才兼备、兼顾各方”是领导人选取的方针和原则，这一次，陈云等人进入了中央领导集体，这对之后的中国三十年政治决策，影响至远。

同时，中央政治局委员由原先的13位增至17位：

除去已经故去的任弼时和高岗，原先的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和康生落选，变成政治局候补委员，而增加了陈毅、李富春等8位。

此时再看“八大”的政治局委员格局，正如刘英所说，包括张闻天在内发生替换，而扩大了军队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比重。

尤其是经济干部方面，毛主席考虑深远，因为未来国家发展首要是经济，国防与军事并重，这样的政治格局决定，并不是一年的考虑而成，而是数年的考虑。

同时，毛主席也在“八大”上开始考虑“退位”后的事，这也是“八大”领导人改动和增加的原因。在“八大”会议上，毛主席是这样说的：

我们现在的国家是6亿人，这样的大国，党员就有1100万，只放一个主席，一个副主席，总觉得孤单。

俗话说“天有不测风云”，万一哪天在坐飞机时掉下来，或者被天上掉下来一个炸弹，即使把主席打死了，还有副主席，如果死的是一名副主席，还有三名副主席，总之，不至于混乱。必要时，还要设名誉主席。

而这17位政治局委员，就是毛主席等决定“主要保障国家未来和人民生活”的领导人。

“八大”会议召开期间，不仅港、澳、台高度关注，且国际上也在关注刊载、给以高度评价。

其中有印度共产党政治局为此发布声明，还有法国的《人道报》和意大利的《团结报》、美国的《工人日报》等数个西方大国大幅刊载跟踪，另外，日本的《读卖新闻》、英国的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和巴黎的《世界报》等都给以高度评价。

而在中国党内，包括张闻天等在内的同志，都以拥护党的决定，贯彻与执行党的方针为要则。

刘英的淡泊和张闻天的通达

据相关人员文字回忆，无论是在1935年结婚后的日子，还是后来刘英伴随张闻天到处工作，刘英那种不以夫荣，不计夫累的可贵品格，还有张闻天的通达与一心为党和人民着想的奉献精神，给身边人的印象才是最深刻的。

在张闻天死后，没留下骨灰，也没有发讣告，因为他生前身后均有捐出薪资，因此除了手稿等以心血写就的资料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

刘英最终也随从张闻天的遗志，为了后代的成长，同样没给孩子们留下相应的财产。

参考资料：

“刘英和张闻天”，《现代阅读》，何方撰稿，2012

“刘英谈外交部的人和事”，《炎黄春秋》，何方撰稿，2014

“为张闻天、刘英补赠寿礼”，《红色记忆：信仰的力量》，赵郁秀著作，2017

“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盛会<�辉煌的成就>”，《意义风发：1956年的中国》，武力著作，2018